文艺批评 | 韩少功：人民学与自我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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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

在十九世纪作家中涌动着的“文学即人学”的潮流在进入二十世纪逐渐分化成“自我学”和“人民学”两条路线，着两条路线成为了二十世纪的两大文学遗产。韩少功老师认为，“自我”和“人民”应该是“人学”的一体两面。进入21世纪，“人民”和“自我”也有了新的含义和视角，这两条路线也都需要注入新的实践和理论的活血。

本文原刊于《文艺报》2019年7月22日2版，转载自公众号“文艺报1949”。特此感谢！

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

韩少功

人民学与自我学

回望历史，在19世纪那些作家们笔下，冒险家（杰克·伦敦）、暴发户（巴尔扎克）、灰姑娘（夏洛蒂·勃朗特）、凤凰男（司汤达）、心机姨（福楼拜）的生动形象令人难忘。作家们鲜活、敏锐、广博地表现着世俗人间，富有烟火气，不避重口味，实现了认知的一时井喷。从总体上说，这一过程将文学从《荷马史诗》《山海经》的神学状态，从宫廷传奇那种“神怪+王侯”的准神学状态，最终推向了Humanism，即人文主义、人道主义、人间主义，或者说“文学即人学”的广阔大地。

 

杰克·伦敦 

 

巴尔扎克

 

司汤达

 

夏洛蒂·勃朗特

 

福楼拜

不过，当时流行的人性论和善恶模式，作为文学的聚焦区，作为现代启蒙思潮的重要部分，在进入20世纪的前后数十年里却出现了分化。

情况之一，“人学”成为“自我学”，或者说出现了自我路线。这种现象多来自发达国家的都市，发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危机中。尼采的“酒神”说、弗洛伊德的“本我”和“无意识”等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引导和呼应。尽管弗洛伊德因临床数据造假，后来在心理医学界光环不再，但阴差阳错，正如彼德沃森在《思想史》中指出：“现代主义可以被看作是弗洛伊德无意识的美学对应物。”普鲁斯特、乔伊斯、福克纳、伍尔芙、卡夫卡等这些西方作家，差不多不约而同，把文学这一社会广角镜，变成了自我的内窥镜，投入了非理性、反社会的“原子化”和“向内转”，在作品中弥漫出孤绝、迷惘、冷漠、焦虑的风格。“他人即地狱”，萨特的这一名言，打掉了人道主义的乐观与温情，鼓舞了多少人进入一种高冷幽闭或玩世放浪。他们不一定引来市场大众的欢呼，却一直是院校精英们的标配谈资，构成了不安的都市文化幽灵。

《思想史·从火到弗洛伊德》

 [英] 彼得·沃森  著 / 胡翠娥 译

译林出版社 / 2018-1

情况之二，“人学”成为“人民学”，或者说出现了人民路线。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追念普希金的文学成就时，使用了“人民性”这一新词，阐明了有关的三大内涵，即表现“人小物”，汲收民众语言，代表民众利益。后来，托尔斯泰、果戈理、契诃夫等俄国作家，大多成为这种忧国和亲民的文学旗手，一直影响到中国以及东亚“为工农大众”的“普罗文艺”，乃至影响大半个地球的“红色三十年代”。这一幕出现在资本主义发达体系的底部和外部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。不难理解，深重的人间苦难，非同寻常的阶级撕裂和民族危亡，作为穷国和穷人的尖锐现实，构成了文学新的背景和动力。鲁迅怀疑抽象的人性，说流汗也得分“香汗”与“臭汗”，已有阶级理论呼之欲出。托尔斯泰不赞成“西欧主义”，斥责莎士比亚不道德的“肉欲诱惑”，也与早期人道主义拉开了距离（其激烈态度甚至被列宁怀疑为过了头）。若比较一下后来东、西方的经典书目即可发现，哪怕像狄更斯的《双城记》、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，更不要说高尔基和鲁迅了，都因社会性强，下层平民立场彰显，通常就会在西方院校那里受到无视和差评。这与它们在东方广受推崇，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比。

“人民学”和“自我学”，大概构成了20世纪两大文学遗产。

《双城记》 / [英] 狄更斯 

导演: Philippe Monnier

上映日期: 1989-05-21

《复活》/ [俄] 托尔斯泰 

导演: Mikhail Shvejtser

上映日期: 1962-03-23

其实，不论是哪一种遗产，都没有高纯度且一直充满争议，在传播中也可能遭遇曲解和误读。在正常情况下，“自我”与“人民”，作为微观与宏观的两端，不过是从不同角度拓展对“人”的认知和审美，差不多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一种生活催生一种文字，释放了不同的感受资源和文化积淀。在良性互动的情况下，这也是“人学”的一体两面：真正伟大的自我，无不富含人民的经验、情感、智慧、愿望以及血肉相联感同身受的“大我”关切；同样道理，真正伟大的人民，也必由一个个独立、自由、强健、活泼、富有创造性的自我所组成。可惜的是，历史实践总是泥沙俱下，任何一种遗产都可能被有些人学偏和做坏，包括出现教条化、极端化、投机化的自我挖坑。当年鲁迅批判过“留声机器”和“招牌”式的高调“革命文学”，“文革”时期也出现过“造神”化的某些文艺宣传，直到当下广受非议的“抗日神剧”和“高级黑”，“人民”的形象在文学中屡遭扭曲，一再变得空洞而干瘪。在另一方面，非理性、反社会的独行者们也并非灵感大神，其自恋、自闭、自大的文字，其幽闭或放浪的风格，无论是“沉默的”（布朗肖语）、“零度的”（罗兰·巴特语）、还是“无意义的”（昆德拉语），都让后来文学中的“自我”越来越面目雷同，离真正的个性更远，离复制和流行倒是更近，很快成为另一种高发性都市心理病——以至“文青”、“文艺腔”、“文科生”这些词，不知何时已在互联网上声名狼藉，已是舆论场上嘲讽和同情的所向，成为文学及其相关教育的负资产。

更重要的是，时代在变化，文学不能止步于20世纪。“人民”与“自我”也都在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随着市场化、全球化、信息化的大潮扑来，多种视角该如何彼此含容和多元统一，重新融铸成一个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？又比如，自有了生物克隆和人工智能，很多“自我”其实都是可以格式化、数据化、甚至能精确预测和管理的，哪有作家们以前想象的那么天赋异禀？当人的很大一部分智能被机器接管，众多专家发现，人类最后的差异性，恰恰表现于人的情感、精神、价值观、创造力。而这一切，恰好是共生环境和群体关系千变万化的产物，大大超出了“自我”的边界，不再那么“自我”，不是什么人成天照镜子可以照出来的。

 

罗兰·巴特

 

昆德拉

换句话说，“人民”与“自我”，都进入了新的陌生水域，都需要注入实践和理论新的活血。

文学可能仍是“人学”，至少到目前为止，不大可能回归神学或半神学。那么，在认知“人”的漫漫长途上，随着科学理论的刷新和社会现实的演变，文学的21世纪该是一个什么新模样，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模样，还需写作人进一步观察和体会，进一步努力干活。

本文原刊于《文艺报》2019年7月22日2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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